威廉希尔体育时维四月，序属阳春，春风又绿江南。当然，绿这个词并不准确，万紫千红参杂于绿色之间，将生机二字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虎丘的街头飘起阵阵清香，响起阵阵吆喝时，苏州人便明白，与春天的专属约会——虎丘花市开始了，这份默契已经在苏州人之间传承已久，远要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古老的多，也有趣的多。

　　苏州喜花，自古宜然。得益于繁荣的经济与适宜的环境，苏州上至文人雅士，下至平民百姓，皆以花为爱，早在元代，陆友仁就在《吴中旧事》中对“吴俗爱花”之事有过感慨：

　　吴俗好花，与洛中不异，其地土亦宜花，古称长洲茂苑，以苑目之，盖有由矣。吴中花木不可殚述，而独牡丹、芍药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贵重焉。旧寓居诸王皆种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

　　陆友仁的感慨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在这段话的随后，他又相继列出了不少当时的爱花之人，如蓝叔成“有花三千株，号万花堂。尝移得洛中名品数种，如玉碗白、景云红、瑞云红、胜云红、玉间金之类，多以游宦不能爱护辄死，今惟胜云红在”，其次有胡长文、成居仁和吴谦之等人家中亦有千株，家有百株的士人则更是不在话下。当然，在苏州大规模种植牡丹的传统似乎是由北宋末年的著名奸臣朱勔开创的，朱勔此人以替宋徽宗在苏州一代搜刮奇花怪石而著名，据说他在苏州曾大规模建造园林：

　　勔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缯彩为幕帝覆其上，每花饰金为牌，标其名，如是者里许。园夫、畦子艺精种植及能垒石为山者，朝释负担而暮纡金紫，如是者不可数计。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想见朱勔在苏州的活动大大地刺激了花卉的种植，据说虎丘花市的兴起也直接与朱勔后人有关，此待后文再叙。话说回来，苏州本就是文化荟萃之地，文人墨客对于花卉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并且尤其喜欢大规模的花卉种植，陆友仁所提及的诸人就是最好的证明。其余如南宋的范成大在归隐石湖后尤其喜欢奇花异草，据说石湖原来就有梅树百棵，范成大为了扩大种植梅花的规模，甚至不惜拆除房屋，“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盛”。

　　明代的文震亨是苏州文人弄花的代表，在他的著作《长物志》中详细介绍了四十余种花木，他曾论及“第繁花杂木，宜以亩计”，又说“草木不可繁杂，随处植之，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文人赏花，春夏秋冬皆宜，也皆有兴致，唐寅亦有“江南人尽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的诗句。有些文人对于花的喜爱几近癫狂的地步，清代的顾春福就曾说道：“窃愿囊有余资，买山遍树梅，结茅屋其下，恣意游赏，死即瘗于花下”，生前赏花，死后更愿与花融为一体，说他是花痴，也不过分。

　　文人如此，苏州的百姓对于各色花卉的喜爱亦不逊色。在清代袁景澜所写的《吴郡岁华纪丽》中就记载了不少与花相关的民俗，如二月的“元墓探梅”“玉兰花看花”“百花生日”，三月的“南北园看菜花”“谷雨看牡丹”“虎阜花市”，六月的“珠兰花市”“茉莉花兰”“荷花荡”，八月的“山塘桂花节”，九月的“菊花山”。其中不少活动能够引起苏州百姓的广泛参与，可谓是深入入心，如二月的元墓探梅在苏州就负有盛名，花时“红葩绿萼，相间万重，孕馡糁霙，香气蓊葧，攒枝布跗，玲珑璀璨，合匝缤纷，弥望不绝”，而苏州百姓亦不曾辜负此等美景，据说是“郡人舣舟虎山桥，襆被遨游，舆者、骑者、屣而步者、提壶担榼，相属于路”，再如六月荷花盛开之际，郡人亦是争渡于其间：“或有观龙舟于荷花荡者，小艇野航，依然毕集。每多晚雨，游人多赤脚而归”。

　　花卉之于苏州人，早已不仅仅只是一种观赏作物，而是广泛地融入到了苏州百姓的日常衣食住行之中。苏州不分男友，自古便有簪花的习俗，六月茉莉花开，花商往往将花蕊连蒂的茉莉花挑出专供女性簪花，三月虎丘花市开市之后，除了固定的花商，沿街更有叫卖戴花者，如果游玩的女性喜欢则可以“投钱簾下折之”，袁景澜有诗云：“捡得数枝簪两鬓，袖中抛与沈郎钱”。将花卉作为一种调味食物，在苏州也不是什么可怪之事，二月的梅花可用于煮粥，沈钦韩的“笑慰山妻翠袖薄，斋厨早煮梅花粥”表明他是品尝过梅花粥的味道的。白玉兰盛开时碎玉点点，煞是好看，奈何经不起风雨，遇风雨则凋零于地，据说郡人此时就可“拾取花瓣，和粉麦蔗糖，下油熬熟”，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叫做玉兰饼，口感极佳，袁景澜在描述虎丘花市时也曾提及，郡人可以将不同的花卉作为“和糖熬膏，点茶酿酒煮露之用”。至于将花卉作为茶饮那就更加不足为怪了，苏州人引以为傲的“虎丘三花”就是著名的茶饮，此待后文再叙。

　　再让我们回到关于朱勔的事迹，朱勔在苏州搜刮奇花怪石、种植牡丹之事，让精明的苏州人嗅到了商机。就算是朱勔失势之后，据说朱勔的后人仍以艺花为业，如明代黄省曾在《吴风录》中说：“朱勐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其贫者，岁时担花鬻于吴城，而桑麻之事衰矣。”乾隆年间所修的《元和县志》中同样记载了该事：“（朱勔）子孙屏斥，不与四民之列，因业种花，今其遗风也。”不同文献的记载都暗示了虎丘花市与朱勔子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带有攀附性的记载似乎无从加以证明，但其背后的时间节点却值得关注。

　　虎丘花市最早可溯源至北宋时期，而这段时间向来被视为我国历史上商业文化与市民文化崛起的先声，无论是商业市场还是市井文化都出现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面向，一言以蔽之，就是极度的活跃。北宋的苏州承平日久，商业发达，文化荟萃，以花卉为代表的文化景观日益与文人墨客乃至平民百姓的生活日益紧密。朱勔的到来到底在花卉的商业化进程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却可将其视为北宋苏州花卉商业化的体现，苏州人对花卉的需求愈大，商人的介入也就愈深，虎丘花市的形成就是在苏州的社会风情与商业化相互形塑下的产物，我们亦可从文化景观和商业景观两方面来理解它。

　　清代的屠倬有一次在虎丘山塘花市游玩，见一株梅花奇古入画，便慨然将其购买回家，还留有一诗传世：“一尺梢头著一花，孤根蟠屈卧枯槎。横斜瘦影月初上，描入窗棂方孔纱。”可见屠倬对该盆梅花的喜爱。屠倬抱梅而归的例子在明清两代不是孤例，明清文人常常能够在虎丘花市抱得青睐之花而归，这得益于虎丘花市对于花卉的匠心独造：“虎丘人善于盆中植奇花异卉、盘松古梅，置之案几，清雅可爱。”当然，这只是虎丘花市的一个侧影而已。

　　春去秋来，游人如织，但虎丘花市是不变的，这里四时皆然，无论在嗅觉还是视觉上都令人记忆深刻。清人袁景澜对虎丘花市有过一番整体的概述：“山塘列肆，供设盆花，零红碎绿，五色鲜浓，照映四时，香风远袭”，这种看似略微粗糙的描述恰恰是人们踏入花市的初始记忆，而这个记忆在代代相传中一直传承至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詹念祖也曾对虎丘花市有过一番回忆：“每天清晨，虎丘山前山塘街上有花市，花匠罗列各种花枝求售，晨光熹微中，百花杂陈，美丽娇艳，芬芳扑鼻，饶有佳趣”。对比之下，从袁景澜到詹念祖，尽管时间过去了数百年，但虎丘花市的颜色、味道却依然未变。

　　之所以说虎丘花市四时皆然，是因为虎丘花市所售之花卉品种及其繁多，四季供应不断。据《吴郡岁华纪丽》记载，晚冬初春时，就有多个品种的梅花上市，随后山茶、水仙和白玉兰依次上市，仲春则有桃李、丁香，晚春则是牡丹盛开的季节。入夏后，虎丘的花市才进入到全盛时期，此时的花市才算的是上争奇斗艳，茉莉、珠兰、凤仙、鸡冠、木槿都不甘示弱，入秋后则有菊花和秋海棠。其中也不乏三季常开者，如长春、紫薇和夹竹桃，而四季常春者当属月季。奇花之外，又有异木，虎丘的花匠常常以盆栽的形式出售这些，品种则有短松、矮柏、黄杨、海桐、虎刺和红梅：“实以磁盆，装以宜兴土，缀以高资石，为园亭之清供”。在清代徐扬所画的《姑苏繁荣图》中，当我们把画面拉近至虎丘山塘等地域时，细心者就会发现不少各色花卉店就隐藏在市井之中，商家以大盆栽以奇花异木，等待着顾客上门。

　　这种盆栽小景甚得苏州文人的喜爱，据《元和县志》载：“虎邱人善以盘松古梅时花嘉卉植之，磁盆为几案之玩，一花一木皆有可观”，以至于当时的人“欲栽培花菓，编葺竹屏草篱者，非其人不为工”。当沈朝初发出“苏州好”的感叹时，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些小小的盆栽：“苏州好，小树种山塘，半尺青松虬干古，一拳文石鲜苔苍，盆里书潇湘”。在《姑苏繁荣图》中的一副隐于市井的人家二楼，就整齐地摆放着酷似兰花和梅花的盆栽，而主人则静立于窗前欣赏着这盆内小乾坤。

　　当然，仅仅只是赏花观木或许是单调无味了些，但可别忘了，虎丘山塘本就是胜景，虎丘之景更是甲天下，每当虎丘花市开市之际，郡人从四面八方舣集于此，乘舟而上，诸多娱乐措施是少不了的：

　　虎邱山塘，吴中游赏之地，春秋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曁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读白乐天宴游诸诗，唐时已然矣。其间花市，则红紫缤纷，古玩则金玉灿烂，孩童弄具，竹器用物，鱼龙杂戏，罗布星列。令人目不暇给，至于红栏水阁，点缀画桥疏柳，斗茶赌酒。肴馔倍于常价，而人愿之者乐其使也。

　　《元和县志》的这段记载就生动的刻画出了花市与虎丘山塘胜景融为一色的画面，与此同时，这段记载也提醒我们所谓的虎丘花市或许并无固定和确切的地点，游人如织之处应当都是行商坐贾的聚集之所。透过明代仇英的《虎丘图》和清代焦秉贞的《南巡苏州虎丘行宫图》可以一窥明清时期虎丘的繁荣，画卷中的虎丘，河道上船只络绎不绝，游人更是游意盎然，不绝于途，虽然画面中无法看见《元和县志》所描绘的那番景象，但依稀可见画面中有肩挑手提的小商小贩聚集于人们下船进入虎丘的大门口，或许在这些模糊的画卷的某个地方，就有花农忙碌的身影。

　　花神，是民间信仰中专司百花之神，而花神庙则是专门用于供奉花神的庙宇。据前人考证，苏州历史上一共存在过九座花神庙，其中虎丘就有两座。据清代顾震涛《吴门表隐》记载，苏州虎丘的两座花神庙分别位于洞桥和虎丘梅花楼，前者修建于明洪武年间，后者则修建于乾隆年间。花神信仰以及花神庙的修建，是苏州花卉业兴盛的突出表现，据《吴郡岁华纪丽》记载，吴俗以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每逢此时“虎丘花农争于花神庙陈牲献乐，以祝神釐，谓之花朝”。在清代，这两座花神庙还分别有过几次盛大的活动，而这些都被记载在碑刻之中。

　　首先是位于洞桥的花神庙。嘉庆十四年（1809年），虎丘的花商、茶商见花神庙颓圮不堪，随众筹对其进行了修缮并勒石以记，碑刻的最后记录下了40余户茶商的店号，捐资多达四百余两。其次是乾隆年间修建的花神庙。事情发生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一年苏州虎丘的花商公所见花神庙狭隘不堪，于是公所的董事便众筹对花神庙进行了扩建与修缮。这块碑刻所反映出的重要信息有二，第一是在清代虎丘花商已经建立起了花商公所这个组织，这放眼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恰恰反映出明清时期苏州花卉业的繁荣；其二就是此次捐助者的名单不仅包括了苏州本地的众多花商茶行店号，甚至还包括两家广东花圃和一家福建花圃。为什么广东、福建的花圃会捐助苏州花神庙的修建呢？以及为什么茶商会参与到花神庙的修缮中呢？这一切都要从明清苏州花卉业繁荣的商业景观说起。

　　前已言及，虎丘花市丰富的文化景观为文人提供了无数谈资，但这一切实际上都得归功于那些被文人视为“无利不起早”的商人。虎丘花市文化景观的基础实乃是它的商业景观，而要论述虎丘花市的商业，则必须从这条链条的底层——花农说起。根据朱勔的传说，虎丘最早一批以艺花为业的花农即是朱勔的后代，后来或许因为艺花有利可图，不少苏州的贫困农民都加入到了艺花的行列之中，乾隆年间所修的《元和县志》记载：“贫民之赖以养生者亦众焉”，以至于黄省曾抱怨说“桑麻之事衰矣”，在整个花卉业的链条中，花农估计是最为勤奋辛苦的，袁景澜曾描述他们是“废晨昏，勤灌溉，辛苦过农事”，因为这是他们“终岁衣食之资赖焉”。清人石韫玉曾写过一首《山塘种花人歌》，其中蕴含了不少明清虎丘花农的实态，比如“江南三月花如烟，艺花人家花里眠。翠竹织篱门一扇，红裙入市花双鬟。”“花田种花号花农，春兰秋菊罗千丛，黄瓷斗中沙的皪，白石盆里山玲珑。山农购花尚奇种，种种奇花盛篾笼。”等句，充满展现出了虎丘花市文化景观与商业景观的交织。

　　花卉成熟之后，花农就会开始为花卉招来顾客了。据顾禄《桐桥倚棹录》中的描述，这些花农在每天拂晓时都会将精心照料的花卉挑至虎丘花市，供各个花行老板挑选，这些老板则会将他们青睐的花卉栽种成盆栽，再在自己的“四时盆景”店中出售，这些便是虎丘花市中的固定花商。那些被挑选剩下的花卉则会被花农挑着在虎丘花市和苏州城内沿街叫卖，这些花农的身影穿梭于大街小巷，吆喝于市，若是女性，则会提一花篮上街兜售，这才会有“妇女投钱簾下折之”的场面，这些花农与花商同为一体的百姓汇入了百工有业的历史潮流之中，并且频频现身于《姑苏繁荣图》中，如苏州的一处码头上就可看见两三位肩挑盆栽花卉售卖的花农，另外一位花农撑船航行在河道上，船尾就放着两盆精致的盆栽。最后在万年桥的附近，亦有花农频频现身，而在靠近虎丘的街道上，我们更可以目睹一场花卉交易的实态：一位花商挑担而走，刚买完花卉的百姓则扛着自己的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虎丘花市之所以受人瞩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跨地域商业网络。明清苏州的花卉贸易主要有两个流动方向，其一是苏州花商将苏州本地的花卉输出去，其二是将其他地域的花卉输进到苏州，一进一出，苏州虎丘俨然成为了彼时花卉业的中转集散地，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虎丘山塘附近便利的水运交通。苏州本地那些经过花农花商精心栽种修剪的盆栽就是经由这些河流输入到南京、上海等江浙地区的。外地市场对于苏州花卉业极为重要，甚至可以左右苏州花卉业的兴衰。当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国内局势动荡，苏州花卉运输的航线受阻，进而引发了苏州花卉业的一个短暂的萧条期，这在彼时的报纸上有所反映。据1927年5月26日《新闻报》的一则名为“虎丘花市”的新闻称：

　　虎丘以产花著名......惟年来受时局影响，销路阻塞，花价一落千丈，代代花价，每万（原文如此）仅一元左右，较之去年，相差至三倍以外，而尚未上市之茉莉芝兰，依目下情形测之，客帮（以东三省居多）方面，恐难有起色之望，一般花农，无不忧形于色。

　　据此可知，苏州花卉业在平常年份甚至可销售至东三省等地域，但在1927年却因时局而销路受阻。1950年，全国解放之后，《亦报》上又出现了一则名为“虎丘花市”的新闻，此则新闻开头提及当年的苏州花卉十分兴盛，而原因不在于苏州本地，而在于北京对苏州花卉的需求剧增，苏州花卉得以运输至北京，进而帮助苏州花卉业走出了低谷。新闻最后，作者提及苏州的情况是“只怕你没有出品，而不患销不出去。用不着如往年般拽衣求售了”，这似乎暗示了1949年之前苏州花卉业确实不太景气。

　　在以苏州为中心的跨地域花卉销售网络中，虎丘花市还承担着引进者的职责，许多花卉诸如茉莉花、白兰花和玳玳花等在历史上大多都是由外地输入的。早在明代，苏州就大量从外地输入茉莉花，因此当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介绍茉莉花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虎丘花市的壮观场景：“花时，千艘俱集虎丘。”这些茉莉花的原产地在明代大部分都是从江西来的，《汝南圃史》中就说彼时的苏州茉莉花“皆从江右载来，唯赣州者尤佳”，明人王稚登有诗句充分生动地描绘了茉莉自南来的场景：“章江茉莉贡江兰，夹竹桃花不耐寒。三种尽非吴地有，一年一度买来看。”此外又有“赣州船子两头尖，茉莉初来价便添。公子豪华不惜钱，买花只拣齐屋檐。”的诗句暗示了这些远道而来的茉莉花并不便宜，后来茉莉花在江南一带广泛种植，价格自然而然地随之下降了。

　　延及清代，兰花、玳玳花等花卉也加入到了输入者的行列，不过此时包括茉莉花在内的花卉等原产地已经逐渐向福建、广东等地转移，这也是为什么在清朝重修花神庙时会有广东、福建等地的花商参与的原因，如《吴郡岁华纪丽》中言及茉莉花是“每当熏风乍拂，花贾从闽中海贩而至”，言及珠兰花则是“生于闽广，叶能断肠”，而兰花早在明代文震亨就将闽中花卉列为第一，两地的商人共享一个神灵足矣可见双方的关系有多么紧密。这些花卉经由河道一路向北，无数花船首尾相连于苏州阊门外的河道上，居住于此的百姓见怪不怪，但却给不少文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蒋宝龄在《吴门竹枝词》就说：“苹末风微六月凉，画船衔尾泊山塘。广南花到江南卖，帘内珠兰茉莉香。”在徐扬所绘的《姑苏繁荣图》中，虎丘山塘的河道上就停泊着几艘运送桃花以及其他花草的花船，这实乃彼时虎丘花市的一个缩影。

　　这些外来舶来花在经过苏州本地花农花商的种植、贩卖和推广后，也深深地嵌入到了苏州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苏州，闻名遐迩的“虎丘三花”，即茉莉花、白兰花和玳玳花，在春末初夏时就开始挑动着苏州人的心弦，苏州人可以于三花的阵阵幽香中品尝三花茶的醇香。在三花之中，尤以茉莉花最受青睐，茉莉花的清香与苏州街头的阵阵歌谣已经一起融入到了苏州人的夏日记忆中。（可参见本公众号过往文章：）

　　春风无私又有私，在拂过大江南北的同时又通过花市的形式来与特定的人群相遇。花市当然不仅只有苏州有，苏州北边的扬州，四川的成都，都曾以花市在历史上留痕。但很少有花市像苏州这般兼具繁荣的文化景观和商业景观，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虎丘花市及其诸多花卉入画入诗，成茶成食，往来于天南地北，穿梭于大街小巷：“一肩花压红千朵，担人东风转婀娜”。这些担上的春风，最终被送到了人们的手上。沿途留下的那股清香，至今还能在虎丘、在苏州街头闻见。

　　1. 沈婧：《历史时期苏州地区花卉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2. 沈骅、王泽：《虎丘“三花”的前世今生》，《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3期

　　8. 蔡曾煜：《从重建虎丘花神庙说起》，《姑苏晚报》2021年3月22日